第二十二章 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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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岱资本在陆家嘴。
何斌查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把结果发过来。
一栋五十层的楼。
远岱原来占三十八到四十二层，二〇二二年搬到了八楼。
“怎么往楼下搬。”方牧问。
“缩了。”何斌说，“原来租五层，现在租一层半。人从两百多减到六十几个。”
“什么时候开始减的。”
“二〇二二年。”何斌说，“地产那一年不行了。”
三月七日上午十点，方牧进了大堂。
大堂很高，地面是浅色的大理石。
前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穿着黑色的小西装。
“您好，请问您找谁。”
“陶岚。”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不好意思，陶总今天——”
“您跟她说，”方牧说，“我是为润丰来的。”
前台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拿起电话，说了两句。
然后她放下电话。
“陶总请您上去。”她说，“八楼。”
电梯到八楼。
门开了。
方牧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人，是窗。
一整面落地窗，从东边一直排到南边。
黄浦江就在下面。
今天有雾，江对面的楼只看见上半截，下半截是白的。
方牧站在电梯口，看了两秒。
“方先生。”
他转过头。
一个女人站在走廊里。
三十七岁上下，个子不高，穿一件灰色的羊绒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头发扎起来，没戴首饰。
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夹在腋下。
“我是陶岚。”她说。
“方牧。”
她没有伸手。
她把文件夹换了一只手。
“我只有十分钟。”她说。
她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不大，十五六平。
一整面落地窗，和外面那面连着。
窗前是一张长桌，桌上摊着东西——几沓文件，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计算器。
方牧扫了一眼。
窗台上有一盆植物，叶子掉了一半，没人浇。
桌上有一个相框，很小，黑色的。
相框是背对着外面的。
从方牧这个角度，只能看见相框的背面。
“坐。”陶岚说。
方牧坐下。
陶岚坐在对面。
她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打开。
“方先生，”她说，“我听说了你。”
“听说什么。”
“听说你在找八年前的事。”她说，“听说你找到一个门卫，一个老技工，还有一个律师。”
方牧没说话。
“还听说，”她说，“你申请了诉前证据保全。”
方牧看着她。
“您消息很灵通。”
“不灵通。”陶岚说，“是有人打电话来问。”
“谁。”
“弘盛。”她说。
方牧点了一下头。
“那您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知道。”陶岚说，“你要问我，二〇一六年三月八号，我去没去过润丰。”
“是。”
“没去过。”
她说得很快。
快到不像是在回忆，像是在背。
方牧看着她。
“报告上写着勘察日期是三月八号。”他说，“报告上有您的签字。”
“是。”
“您没去过。”
“没去过。”
“那您的签字是什么意思。”
陶岚把手放在桌上。
“方先生，”她说，“我那时候二十九岁。”
“我知道。”
“我在恒信做了四年。”她说，“我一年要做四十份报告。复核是我的活儿。”
“什么叫复核。”
“就是评估师做完，我签个字。”她说，“我不做，我只签。”
方牧没说话。
“一份报告从做到签，”陶岚说，“中间隔了多久，你知道吗。”
“多久。”
“隔了一个周末。”她说，“周五下午做完，周一上午我签。我看的时间，是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看一份报告。”
“四十分钟看一份报告。”她说，“一份报告四十多页。”
窗外有船过去。
很慢，拉着汽笛。
方牧等着。
“方先生，”陶岚说，“你要问我什么，你问。你别绕。”
“好。”方牧说，“二〇一六年三月八号，二号车间是封着的。”
“我不知道。”
“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方牧从包里拿出一张复印件，推过去。
是老周登记簿的那一页。
三月八日。晴。二号车间封条未动。整日无人。
陶岚看了一眼。
她没有拿起来。
“这我说明不了。”她说。
“您不用说明。”方牧说，“我只要您知道，那天那扇门是封着的。”
陶岚把那张纸推回来。
推了大概两寸。
“方先生。”她说。
“嗯。”
“我说句实话。”她说，“你要是来要我认错，我认。”
方牧抬起头。
“我签了字，我没去现场。”陶岚说，“这就是我的错。不管当时是什么流程，签了就是签了。这个我不推。”
她顿了一下。
“可你要是来要我说出‘是谁让我签的’，”她说，“我说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方牧看着她。
“您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说，“我拿到的那份报告，前面已经有字了。”
“什么字。”
“评估师的签名，项目负责人的签名，还有内部审核章。”陶岚说，“我签的是最后一个。”
“您没见过前面那些人？”
“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她说，“那份报告我没见过项目负责人。”
“那您为什么签。”
陶岚没马上答。
她伸手，把桌上那个计算器挪了一下位置。
挪了半寸。
“我那时候二十九岁。”她说，“我在恒信做了四年，一年做四十份。我签过一百六十份报告。”
她抬起头。
“我拒过一份。”
方牧等着。
“二〇一五年，一家纺织厂。”陶岚说，“设备成新率他们做到百分之八十九。我算下来是百分之六十一。我拒了。”
“后来呢。”
“后来那份报告换了一个人签。”她说，“换了老郑自己签的，他找了另一个复核。那份报告照样出了。”
她把手放下。
“方先生，”她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方牧没说话。
“我拒了，”她说，“那份报告还是出了。所以问题不在我签不签。”
“在哪儿。”
“在于，”陶岚说，“这套东西不需要某一个人。”
窗外又有一艘船过去。
方牧看着她。
“您什么时候离开恒信的。”
“二〇一九年。”
“为什么走。”
陶岚看了他一眼。
“因为远岱给的薪水是恒信的三倍。”她说。
她答得很直接。
方牧笑了一下。
“您说话很实在。”
“我三十七了。”她说，“我不实在，没人给我钱。”
“那您现在做什么。”方牧说。
陶岚把手放在桌上那个文件夹上。
“特殊资产。”她说。
“什么意思。”
“就是替人算一家厂还剩多少钱。”她说，“厂要是完了，能拆出什么，能卖多少，能收回几成。”
她把文件夹翻开，推过来一点。
方牧低头看了一眼。
第一页的抬头是：
润丰精密制造厂 · 资产处置路径（第三版）
方牧没有伸手去拿。
“这份是您写的。”
“是我写的。”陶岚说，“我算了四个月。”
“算出来是多少。”
陶岚没答。
她把文件夹合上。
“方先生，”她说，“我在这行算了五年。”
“五年。”
“五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我是来算数的。”她说，“后来我明白了，我不是来算数的。”
“那您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给一个死掉的厂，写一个好看一点的价格。”她说。
方牧看着她。
他看了大概五秒钟。
“陶女士。”他说。
“嗯。”
“您刚才说，”他说，“您三十七了，您要实在。”
“是。”
“那我给您一句实在的。”方牧说，“您写的这份东西，最后大概是个清算价。”
“是。”
“清算价里，”方牧说，“有一项叫职工安置。您这份第三版里，那一项是多少。”
陶岚的手停住了。
她看着他。
看了三秒。
然后她把那个文件夹拿起来，放到桌子另一边。
“方先生，”她说，“十分钟到了。”
方牧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停住。
“陶女士。”
“嗯。”
“我明天还来。”
陶岚抬起头。
“你来干什么。”
“我要问您第二个问题。”方牧说。
“什么问题。”
方牧看着她。
“那三个字。”他说。
陶岚的脸没有变。
她只是把手里的笔放下。
放下以后，她握着笔的手，在桌上放了很久。
“方先生，”她说，“你要是明天来，你别上八楼。”
“那在哪儿。”
“楼下。”她说，“大堂往东走一百米，有一家咖啡。三点。”
“几点到几点。”
“三点到三点十分。”她说，“十分钟。”
方牧点了点头。
他拉开门。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陶岚站在窗前。
她背对着他，看着外面的江。
桌上那个相框，还是背对着外面。
电梯门合上了。
门合上之前，方牧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屋子。
十五六平，一整面落地窗，看得见黄浦江。
桌上摊着几沓文件，一台电脑，一个计算器。
窗台上有一盆没人浇的植物。
还有一个背对着人的相框。
回到弄堂，方牧在白板上写了一行。
陶岚。恒信复核（2016）→ 远岱特殊资产（2019—）。
写完，他在下面添了一句。
她说：这套东西不需要某一个人。
他想了想，又添了一句。
她说得对。
那天晚上，何斌来了。
“方先生，”他说，“我查了一下远岱。”
“怎么样。”
“远岱资本，”何斌说，“是润丰的债权人之一。”
方牧抬起头。
“持多少。”
“不多。”何斌说，“本金四千二百万，是二〇一七年从一家银行手里买的。买的时候打了三折。”
“三折。”
“是。”何斌说，“一千二百六十万买的四千二百万的债。”
方牧点了一下头。
“那要是清算，”他说，“他们能收回多少。”
“按现在这个价，”何斌说，“能收回三千多万。”
方牧没说话。
“方先生，”何斌说，“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买了债，就盼着厂子清算。”
“是。”
“那陶岚呢。”
方牧看着白板上那一行字。
“陶岚是给他们算账的人。”他说。
箱子上的数字是：
56 : 14 : 47 : 02
方牧坐在灯下。
他想起陶岚说的那句话。
我签了字，我没去现场。这个我不推。
他又想起她说的另一句。
我拒了，那份报告还是出了。
他把这两句在心里过了两遍。
然后他拿起笔，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横线。
横线左边，他写：一个人。
横线右边，他写：一套东西。
他在“一个人”上面打了一个叉。
在“一套东西”上面画了一个圈。
写完，他把笔放下。
“明天问她。”他说。
“问什么。”
屋里没有别人。
他是在对自己说。
“问她那三个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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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斌查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把结果发过来。
一栋五十层的楼。
远岱原来占三十八到四十二层，二〇二二年搬到了八楼。
“怎么往楼下搬。”方牧问。
“缩了。”何斌说，“原来租五层，现在租一层半。人从两百多减到六十几个。”
“什么时候开始减的。”
“二〇二二年。”何斌说，“地产那一年不行了。”
三月七日上午十点，方牧进了大堂。
大堂很高，地面是浅色的大理石。
前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穿着黑色的小西装。
“您好，请问您找谁。”
“陶岚。”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不好意思，陶总今天——”
“您跟她说，”方牧说，“我是为润丰来的。”
前台姑娘看了他一眼。
她拿起电话，说了两句。
然后她放下电话。
“陶总请您上去。”她说，“八楼。”
电梯到八楼。
门开了。
方牧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人，是窗。
一整面落地窗，从东边一直排到南边。
黄浦江就在下面。
今天有雾，江对面的楼只看见上半截，下半截是白的。
方牧站在电梯口，看了两秒。
“方先生。”
他转过头。
一个女人站在走廊里。
三十七岁上下，个子不高，穿一件灰色的羊绒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裤子。
头发扎起来，没戴首饰。
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夹在腋下。
“我是陶岚。”她说。
“方牧。”
她没有伸手。
她把文件夹换了一只手。
“我只有十分钟。”她说。
她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不大，十五六平。
一整面落地窗，和外面那面连着。
窗前是一张长桌，桌上摊着东西——几沓文件，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计算器。
方牧扫了一眼。
窗台上有一盆植物，叶子掉了一半，没人浇。
桌上有一个相框，很小，黑色的。
相框是背对着外面的。
从方牧这个角度，只能看见相框的背面。
“坐。”陶岚说。
方牧坐下。
陶岚坐在对面。
她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打开。
“方先生，”她说，“我听说了你。”
“听说什么。”
“听说你在找八年前的事。”她说，“听说你找到一个门卫，一个老技工，还有一个律师。”
方牧没说话。
“还听说，”她说，“你申请了诉前证据保全。”
方牧看着她。
“您消息很灵通。”
“不灵通。”陶岚说，“是有人打电话来问。”
“谁。”
“弘盛。”她说。
方牧点了一下头。
“那您知道我要问什么了。”
“知道。”陶岚说，“你要问我，二〇一六年三月八号，我去没去过润丰。”
“是。”
“没去过。”
她说得很快。
快到不像是在回忆，像是在背。
方牧看着她。
“报告上写着勘察日期是三月八号。”他说，“报告上有您的签字。”
“是。”
“您没去过。”
“没去过。”
“那您的签字是什么意思。”
陶岚把手放在桌上。
“方先生，”她说，“我那时候二十九岁。”
“我知道。”
“我在恒信做了四年。”她说，“我一年要做四十份报告。复核是我的活儿。”
“什么叫复核。”
“就是评估师做完，我签个字。”她说，“我不做，我只签。”
方牧没说话。
“一份报告从做到签，”陶岚说，“中间隔了多久，你知道吗。”
“多久。”
“隔了一个周末。”她说，“周五下午做完，周一上午我签。我看的时间，是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看一份报告。”
“四十分钟看一份报告。”她说，“一份报告四十多页。”
窗外有船过去。
很慢，拉着汽笛。
方牧等着。
“方先生，”陶岚说，“你要问我什么，你问。你别绕。”
“好。”方牧说，“二〇一六年三月八号，二号车间是封着的。”
“我不知道。”
“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方牧从包里拿出一张复印件，推过去。
是老周登记簿的那一页。
三月八日。晴。二号车间封条未动。整日无人。
陶岚看了一眼。
她没有拿起来。
“这我说明不了。”她说。
“您不用说明。”方牧说，“我只要您知道，那天那扇门是封着的。”
陶岚把那张纸推回来。
推了大概两寸。
“方先生。”她说。
“嗯。”
“我说句实话。”她说，“你要是来要我认错，我认。”
方牧抬起头。
“我签了字，我没去现场。”陶岚说，“这就是我的错。不管当时是什么流程，签了就是签了。这个我不推。”
她顿了一下。
“可你要是来要我说出‘是谁让我签的’，”她说，“我说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
方牧看着她。
“您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说，“我拿到的那份报告，前面已经有字了。”
“什么字。”
“评估师的签名，项目负责人的签名，还有内部审核章。”陶岚说，“我签的是最后一个。”
“您没见过前面那些人？”
“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她说，“那份报告我没见过项目负责人。”
“那您为什么签。”
陶岚没马上答。
她伸手，把桌上那个计算器挪了一下位置。
挪了半寸。
“我那时候二十九岁。”她说，“我在恒信做了四年，一年做四十份。我签过一百六十份报告。”
她抬起头。
“我拒过一份。”
方牧等着。
“二〇一五年，一家纺织厂。”陶岚说，“设备成新率他们做到百分之八十九。我算下来是百分之六十一。我拒了。”
“后来呢。”
“后来那份报告换了一个人签。”她说，“换了老郑自己签的，他找了另一个复核。那份报告照样出了。”
她把手放下。
“方先生，”她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方牧没说话。
“我拒了，”她说，“那份报告还是出了。所以问题不在我签不签。”
“在哪儿。”
“在于，”陶岚说，“这套东西不需要某一个人。”
窗外又有一艘船过去。
方牧看着她。
“您什么时候离开恒信的。”
“二〇一九年。”
“为什么走。”
陶岚看了他一眼。
“因为远岱给的薪水是恒信的三倍。”她说。
她答得很直接。
方牧笑了一下。
“您说话很实在。”
“我三十七了。”她说，“我不实在，没人给我钱。”
“那您现在做什么。”方牧说。
陶岚把手放在桌上那个文件夹上。
“特殊资产。”她说。
“什么意思。”
“就是替人算一家厂还剩多少钱。”她说，“厂要是完了，能拆出什么，能卖多少，能收回几成。”
她把文件夹翻开，推过来一点。
方牧低头看了一眼。
第一页的抬头是：
润丰精密制造厂 · 资产处置路径（第三版）
方牧没有伸手去拿。
“这份是您写的。”
“是我写的。”陶岚说，“我算了四个月。”
“算出来是多少。”
陶岚没答。
她把文件夹合上。
“方先生，”她说，“我在这行算了五年。”
“五年。”
“五年前我刚来的时候，我以为我是来算数的。”她说，“后来我明白了，我不是来算数的。”
“那您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来给一个死掉的厂，写一个好看一点的价格。”她说。
方牧看着她。
他看了大概五秒钟。
“陶女士。”他说。
“嗯。”
“您刚才说，”他说，“您三十七了，您要实在。”
“是。”
“那我给您一句实在的。”方牧说，“您写的这份东西，最后大概是个清算价。”
“是。”
“清算价里，”方牧说，“有一项叫职工安置。您这份第三版里，那一项是多少。”
陶岚的手停住了。
她看着他。
看了三秒。
然后她把那个文件夹拿起来，放到桌子另一边。
“方先生，”她说，“十分钟到了。”
方牧站起来。
他走到门口，停住。
“陶女士。”
“嗯。”
“我明天还来。”
陶岚抬起头。
“你来干什么。”
“我要问您第二个问题。”方牧说。
“什么问题。”
方牧看着她。
“那三个字。”他说。
陶岚的脸没有变。
她只是把手里的笔放下。
放下以后，她握着笔的手，在桌上放了很久。
“方先生，”她说，“你要是明天来，你别上八楼。”
“那在哪儿。”
“楼下。”她说，“大堂往东走一百米，有一家咖啡。三点。”
“几点到几点。”
“三点到三点十分。”她说，“十分钟。”
方牧点了点头。
他拉开门。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
陶岚站在窗前。
她背对着他，看着外面的江。
桌上那个相框，还是背对着外面。
电梯门合上了。
门合上之前，方牧最后看了一眼那间屋子。
十五六平，一整面落地窗，看得见黄浦江。
桌上摊着几沓文件，一台电脑，一个计算器。
窗台上有一盆没人浇的植物。
还有一个背对着人的相框。
回到弄堂，方牧在白板上写了一行。
陶岚。恒信复核（2016）→ 远岱特殊资产（2019—）。
写完，他在下面添了一句。
她说：这套东西不需要某一个人。
他想了想，又添了一句。
她说得对。
那天晚上，何斌来了。
“方先生，”他说，“我查了一下远岱。”
“怎么样。”
“远岱资本，”何斌说，“是润丰的债权人之一。”
方牧抬起头。
“持多少。”
“不多。”何斌说，“本金四千二百万，是二〇一七年从一家银行手里买的。买的时候打了三折。”
“三折。”
“是。”何斌说，“一千二百六十万买的四千二百万的债。”
方牧点了一下头。
“那要是清算，”他说，“他们能收回多少。”
“按现在这个价，”何斌说，“能收回三千多万。”
方牧没说话。
“方先生，”何斌说，“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买了债，就盼着厂子清算。”
“是。”
“那陶岚呢。”
方牧看着白板上那一行字。
“陶岚是给他们算账的人。”他说。
箱子上的数字是：
56 : 14 : 47 : 02
方牧坐在灯下。
他想起陶岚说的那句话。
我签了字，我没去现场。这个我不推。
他又想起她说的另一句。
我拒了，那份报告还是出了。
他把这两句在心里过了两遍。
然后他拿起笔，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横线。
横线左边，他写：一个人。
横线右边，他写：一套东西。
他在“一个人”上面打了一个叉。
在“一套东西”上面画了一个圈。
写完，他把笔放下。
“明天问她。”他说。
“问什么。”
屋里没有别人。
他是在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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