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跋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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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山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陆建设正蹲在车间门口算账。他面前摊着三本东西——一本是流水账，一本是库存账，还有一本是从李会计那里借来的旧账本，封面上印着“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账册”几个字，里面的表格已经泛黄了。他拿铅笔在账本上划拉了半上午，把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分钱的去向都理了一遍，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照这个势头下去，陆记三个月后的月产量就能突破三百匹，月流水突破六百块。
六百块。这个数字让他心跳加速了一瞬，但那阵兴奋还没从胸口涌到嗓子眼，就被另一个数字压了回去。那个数字写在库存账最后一页的右下角，铅笔写的，字很小，但分量比前面所有数字加起来都重——棉纱库存剩余可用天数：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也就是说，三周之后，如果新的棉纱进不来，四台机器就得停。机器停了，订单交不上，违约金要赔；工人没活干，工资照发；赵春山那边的三个县市场刚刚铺开，断一次货就是信誉受损，以后再想恢复供应关系比登天还难。这些连锁反应在陆建设脑子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地倒下去，每一张都砸得他心口发闷。
问题出在县城物资站。那个物资站是陆建设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依赖的棉纱供应渠道，供应了陆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料。物资站的采购员姓马，四十多岁，尖脸，牙齿被烟熏得焦黄，说话的时候喜欢拿手指敲桌面，敲一下停一下，像是在给自己的话打拍子。他跟陆建设打交道一年多，面上客客气气的，但骨子里一直把陆建设当成一个运气好的乡下小子——你有订单是因为你运气好，不是因为你有本事；我卖给你棉纱是给你面子，不是欠你的。
陆建设不是没察觉这种态度。他试着跟马采购谈过长期锁价协议——就是双方签一份书面合同，约定一个固定价格，三个月或半年不变，不管市场怎么波动，双方都按这个价走。这种协议在外面的正规市场里是很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在红石镇物资站，马采购听了之后笑了一声，那笑声不高，但陆建设听得出来，笑里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
“建设啊，”马采购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他办公桌上的玻璃台面上，他也不擦，“咱们物资站是公家单位，有规定的调价机制。市场涨了我们也涨，市场跌了我们也跌。你要签锁价协议，我没这个权限。上面不批，我签了也是白签。”
“那马哥，您帮我去申请一下，我——”
“申请啥？为了你一个小客户，我跑去找站长签字？站长问起来我咋说？说柳沟村一个私人的小作坊想跟物资站签长期协议？人家还以为我收了你什么好处呢。”马采购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那是一个印着“红石煤矿”字样的搪瓷烟灰缸，边沿磕掉了好几块瓷，“行了，我这还有事。你先回去，货我照常给你供，价格随行就市，涨不到哪去。”
陆建设从物资站出来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不可靠。
不是因为他态度不好——态度不好可以忍，在深圳工地上的时候比他态度恶劣十倍的人陆建设都忍过来了。不可靠是因为他没有把陆记当回事。在马采购眼里，陆记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客户，丢了也不心疼。但陆建设很清楚，一旦棉纱市场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被断供的就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客户”。对物资站来说断掉陆记的供应只是少了一个每月几千斤的小单子，但对陆记来说，那就是断粮。
他不能把命脉交到一个不把陆记当回事的人手里。
必须找新的棉花来源。这是他蹲在车间门口算了半上午账之后得出的唯一结论。
他翻出师父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郑师傅在末尾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但后来被人用红笔圈了起来——那个红笔圈是陆建设自己画的，他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圈出来了。“原料即命脉。可自建供应链，亦可区域联合采购，切忌单一渠道绑定，此为小厂倾覆之根。”他把这句话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合上本子，下了个决心。
他要自己去产棉区。不是县物资站，是主产棉区——几百公里外的冀南平原。他听赵春山提过一次，那边的棉花产量大、品质好，每年秋天新棉上市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棉贩子都往那边跑。如果能绕过中间商直接跟棉农对接，成本能压低至少两成。
但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离开家至少半个月。半个月里，四台机器要照常转，十二户家庭作坊要照常领纱交货，赵春山那边的新订单要按时交付，流水要记、账要对、工人工资要发。这些事情平时全是他一个人在管，建梅能帮他管车间，李会计能帮他做账，但对外联络、谈判决策、突发情况处置，只有他一个人能做。
他跟他娘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是在灶台边上。女人坐在小板凳上剥玉米，手指已经不太灵便了——风湿从膝盖蔓延到了指关节，早晨起来手指头僵得像冻住的树枝，要活动好一会儿才能弯曲。她把玉米粒一颗一颗地从棒子上剥下来，剥得慢，但剥得很干净，每一颗都完整饱满。她面前的搪瓷盆里已经堆了小半盆金黄的玉米粒，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妈，我想去一趟冀南。”陆建设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物资站靠不住，棉纱库存只够二十三天，必须找新的货源。
女人听完，手上剥玉米的动作停了。她把玉米棒子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陆建设。煤油灯的光从侧面照着她的脸，把皱纹照得比平时更深了，颧骨上的两片阴影让她的脸看起来有些凹陷。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在想什么。陆建设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十七年前，他爹也是这样跟她说要出门，去镇上赶集换粮食，结果回来就病倒了，再也没起来。她也在想三年前，陆建设也是这样背着一个蛇皮袋说要南下深圳，一走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她天天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往土路尽头望，望到眼睛花了才回去。
“多远？”她问。
“汽车两天。”
“去多久？”
“快的话十天，慢的话半个月。”
女人低下头，继续剥玉米。她的手指捏住一颗玉米粒，用拇指的指甲从根部轻轻一掐，玉米粒就脱落下来，落在盆里发出一声细小的脆响。她又剥了几颗，然后开口了：“机器谁管？”
“建梅管。她踩了三年的机器，比我还熟。维修的事我教过她基本的，实在不行停一台，等我回来修。”
“外面的账谁收？”
“赵春山那边按时汇款，不用收。供销社王叔那边月底才结，我月底之前一定能赶回来。”
“工人的工钱呢？”
“我走之前先发半个月的。”
女人把一颗玉米粒放进盆里，又拿起玉米棒子转了半圈，继续剥。“路上的盘缠够不够？”
“够。我算过了，来回车票加吃住，十五块够了。我多带了五块，以防万一。”
女人没再问了。她把手里那根玉米棒剥完，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灶膛里，拍了拍手上的玉米须。然后她站起来，膝盖弯了一下才稳住，扶着灶台走进里屋。陆建设听见她开柜子的声音——那个柜子是他爹活着的时候打的，松木的，榫卯结构，用了二十多年了，柜门有点变形，每次开关都会发出吱呀一声。女人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票子，然后又包好放回去，走出来把钱塞进陆建设手里。
“这二十块你拿着。穷家富路，在外面别省着吃。吃不饱人就没力气，没力气就办不成事。”
“妈——”
“拿着。”
陆建设接过钱的时候，感觉到那几张票子上还有柜子里樟脑丸的气味，凉丝丝的。他低下头把钱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没再推辞。他太了解他娘了——她给他的东西，推是推不掉的，推了反而让她难过。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陆建设把建梅叫到车间里，一件一件地交代。
“这是四台机器每天的生产排班表，我写好了贴在墙上，你按这个来。一号机和二号机专门跑赵春山的订单，三号机跑王德胜的，四号机跑百货商店的。如果有人来找我要货，你先记下来，等我回来再回复，不要自己答应。”
建梅点头。
“这是仓库钥匙，总共三把。你拿一把，妈拿一把，剩下一把我带走。每天收工之后你亲自锁门，不准任何人晚上进仓库。不是不信任工人，是规矩——管仓库跟管钱一样，要有交接、有记录、有盘点。你每天盘一次，盘完在账本上签字。”
建梅又点头。
“还有这个，”陆建设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这是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如果有紧急情况——机器坏了、原料断了、订单出了变故——你去村支书家借电话打这个号码。赵春山是做贸易的，路子广，他应该能帮上忙。”
建梅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哥，”她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你说物资站靠不住，那万一你去冀南也找不到合适的棉花怎么办？”
陆建设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多想。不是因为他没有备用方案，而是因为他不能让“万一”这两个字占了上风。人一旦开始琢磨“万一”，就会畏手畏脚，畏手畏脚就会错过机会，错过机会就不用等“万一”了——直接就是“一万”。
“我去找，就一定能找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中国这么大，棉花不是只有他马采购一家有。”
建梅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转身走进车间，坐在机器前面，踩下了踏板。梭子飞了出去，咔嗒一声，把陆建设没说完的那些话——那些担心、那些不放心、那些临行前的忐忑——全部淹没在了机器的节奏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陆建设就出发了。他背上一个面口袋——里面有他娘烙的六张杂面饼、一罐头瓶腌萝卜、两双备用布鞋、一件换洗的粗布褂子——怀里揣着一百二十块钱和一叠空白的采购意向书。意向书是他自己写的，最上头一行是“棉花采购意向书”，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列着品名、数量、价格、交货期、签约人签名，格式虽然土，但该有的要素一应俱全。他在最下面签好了自己的名字，盖了陆记的章——那个章是他用一块硬木头自己刻的，上面只有“陆记”两个字，沾了红印泥盖上去，笔画粗粗细细的，像小孩子写的字。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槐树还是那棵槐树，树干上被他小时候用镰刀刻的一道疤还在，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块凸起的树瘤，摸上去硬硬的，像是树自己长出来的铠甲。他拍了拍树干，没有回头，大步走上了土路。
从柳沟村到镇上坐汽车，从镇上到县城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到冀南还要换两趟车。陆建设坐在长途汽车最后排靠窗的位置，车窗外面的景色从黄土塬的沟沟壑壑变成了平原上的一望无际。他在心里默默记着路线——先往东到省界，再往北折向冀中平原，全程大概五百多里，中间要在省城过夜。
长途汽车上挤满了人。有背着麻袋去城里卖山货的农民，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媳妇，有两个穿中山装夹着公文包的公家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一路上都在看一本封面磨烂了的书，书名是《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集》，陆建设瞄了一眼，觉得那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高深。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晕车药的味道，有人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人把车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跟后面的乘客吵了一架。
陆建设没有睡。他把蛇皮袋抱在怀里当枕头，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平坦，山越来越少，土地的颜色也从黄土变成了黑土。麦子已经收过了，田里剩下一茬茬麦秸，远远看去像是大地长了一层金黄色的胡茬。偶尔能看见一片棉田，棉株半人高，枝叶已经开始枯黄，棉桃炸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在秋天的阳光下白得晃眼。陆建设每看到一片棉田就把脸贴在玻璃上多看几眼，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他在省城汽车站过了一夜。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摆着几排硬木长椅，椅面上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发亮。陆建设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把蛇皮袋垫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外套盖在身上当被子，蜷着身子睡了半宿。半夜候车室里冷得厉害，穿堂风从大门的缝隙里灌进来，把他冻醒了两次。第二次冻醒的时候他干脆不睡了，坐到候车室外面的大台阶上，看着省城的夜空抽烟。省城的天空比柳沟村的亮——不是星星亮，是地面上的灯光把天空映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像一层洗不掉的铁锈。他想，深圳的夜空也是这个颜色，甚至更亮。但深圳的亮让人兴奋，省城的亮让人觉得自己渺小。
第二天一早，他坐了最早一班往冀南去的汽车。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有棉区的模样了——成片成片的棉田连绵不断，一望无际，棉株在秋天的阳光下炸开一团团白色的棉絮，远看像大地上铺了一层薄雪。有些地块已经收完了棉花，棉秆被拔起来捆成捆堆在地头上，晒干之后当柴烧；有的地块棉农正在地里采摘，男男女女弯着腰在棉田里缓缓移动，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像一只只在田野里觅食的蜗牛。陆建设盯着那些采棉人看了很久，在心里默默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能采多少斤籽棉？一棵棉株能炸几个桃？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是多少？这些数字他在师父的笔记里见过，但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
中午的时候，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下来。陆建设下了车，四处看了看。这个镇比红石镇大，街道两边全是两层或三层的砖楼，有几栋还贴了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反着光。街上跑着好几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的排气声此起彼伏。镇中心有一个集市，卖农具的、卖化肥的、卖日用百货的挤成一团，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但陆建设不是来逛集市的。他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下——五毛钱一晚，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的隔间。墙壁是用三合板隔的，薄得像纸，隔壁有人咳嗽他听得一清二楚，连痰在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的声音都听得见。床单是白的，但洗得发灰了，上面有几个洗不掉的黄渍。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还有上一个房客留下的烟头。陆建设把窗户打开通气，把蛇皮袋放在床底下，揣上钱和意向书，出了门。
他的计划是先摸清这个镇的棉花行情。他在集市上转了一圈，找到了几个卖棉花的摊位。棉花是用麻袋装的，一袋大概百来斤，麻袋口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买棉花的人把手伸进麻袋里抓一把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看颜色、看纤维长度、看有没有杂质。看好了就开始讨价还价，有的为了五厘钱争得面红耳赤。陆建设站在旁边看了半个时辰，把价格摸了个大概——籽棉收价在三角五到四角一斤之间，皮棉在八角到一块之间，比县城物资站的价格便宜了一角多。
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在集市上卖棉花的，大部分不是棉农自己，而是棉贩子。他们从棉农手里收了棉花，再运到集市上加价卖给买主，赚的是中间的差价。陆建设试着跟几个棉贩子搭话，问他们能不能大量供货、能不能签长期合同。棉贩子们对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毕竟是个潜在的大客户——但一谈到具体条款就开始含糊其词。
“你每个月要多少？几百斤的话我可以帮你收，但价钱不能固定，随行就市。今年棉花收成好，价格还算稳，但谁知道明年什么行情呢？签长期合同我可不敢。”
陆建设明白了。这些棉贩子做的是短线生意，今年有今年的价，明年有明年的价，要他们承诺长期稳定供货几乎不可能。他们自己都是从棉农手里收的，棉农卖不卖、卖多少、什么价卖，他们说了不算。中间多一层贩子，就多一层不确定。
他要找的不是棉贩子。他要找的是棉农——直接种棉花的人。
第二天一早，陆建设不再在镇上转悠了。他背上面口袋，沿着土路往周边的村子走。六月底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土路上的浮土烫脚，空气里全是干燥的尘土味。路两边全是棉田，有已经采摘过一轮的、正在等待第二轮采摘的，也有还在开花结桃的晚熟品种。他看见前面一片棉田里有几个人在弯腰劳作，便走上前去。
那是一块不大的棉田，大概三四亩的样子，棉株长得齐腰高，枝叶繁茂，棉桃炸得很足，白花花的棉絮在阳光下半透明地发着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正蹲在田埂上抽烟，旁边有两个妇女——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出头——弯着腰在棉株间缓缓移动，腰上各系着一个大布袋子，采下来的棉花往袋子里装。她们的动作很熟练，手指在棉桃和布袋之间来回翻飞，像是在弹一架只有她们自己能听见的琴。
“叔，打扰一下。”陆建设站在田埂上，朝老汉点了点头。
老汉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黧黑的脸，深深的抬头纹，嘴角叼着烟袋，眼睛不大但挺有神。他上下打量了陆建设一遍——外地口音，脸生，穿着不像本地人，但也不算洋气，看着是个干活的人。他心里大致有了判断，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往鞋底上磕了两下，说：“你是收棉的？”
“对。”
“哪儿的？”
“西边山里的，红石县那边。自己办了个小纺织作坊，想找稳定的棉花来源。”
老汉又看了他一眼。“小作坊？要多少棉花？”
“一个月三千斤皮棉起步。以后还会更多。”
三千斤不是小数目。老汉的表情变了变。他重新审视了一下面前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黑瘦，嘴唇干得起皮，鞋上全是土，像是走了不少路。他说话不卑不亢，开口就要三千斤，不像那些信口开河的二道贩子。老汉把烟袋别回腰上，朝棉田里喊了一声：“歇一歇，都上来！”
两个女人直起腰，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慢慢走上田埂。老汉指了指陆建设，跟她们说：“这后生收棉的，一个月要三千斤。”年长的妇女看了陆建设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警惕。年轻的姑娘没看陆建设，低着头拿水壶喝水，喝完又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姓姜，姜有田。”老汉说，“这片棉田就是我种的。你有什么话，说吧。”
陆建设没有急着谈价格。他在田埂上蹲下来，跟姜有田面对面，先问了一堆种棉花的细节——种的是什么品种、一亩地产多少斤籽棉、皮棉出率是多少、今年霜期什么时候来、收成受没受影响。这些问题是他从师父笔记里学的，也有的是来的路上在长途汽车上听邻座的人聊天记住的。姜有田一一作答，越答越来劲——这些东西平时没人问，棉贩子来了就问“什么价”，根本不关心棉花怎么种的、长得好不好。
“你这棉花品种不错，”陆建设伸手从旁边一棵棉株上摘了一朵棉絮，放在手心里，三指一捻，“纤维长，弹性好，杂质少。二十一支经线用的纱，这个棉应该没问题。”
姜有田的眉毛挑了一下。他种了二十年棉花，跟无数棉贩子打过交道，但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什么“二十一支经线”。他的棉花最后拿去纺了多少支的纱，他从来不知道，也不关心。眼前这个年轻后生说的是纺织术语，他在用下游生产者的眼光评价上游原料的品质。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用棉人，不是倒手的贩子。
“你懂纺织？”姜有田问。
“我在南边学过几年。现在自己开作坊，四台织布机，一个月出两百匹布。”
姜有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那层戒备松动了一点。他不怕买主挑剔，就怕买主不懂。挑剔说明买主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跟这样的人做生意，价格谈得拢，品质有保障。不懂的买主才麻烦——不是嫌贵就是嫌孬，又给不了具体标准，最后生意做不成还落一肚子气。
“小陆兄弟，你从哪儿来？”姜有田换了个称呼，语气比刚才亲近了几分。
“红石县，柳沟村。坐了两天车。”
“两天车来我们这收棉？”姜有田有些惊讶，“你们那边没有棉花？”
“有。但中间商太多，价格贵，还不稳定。”陆建设直视着姜有田的眼睛，坦坦荡荡地说，“所以我想绕开中间商，直接从种棉花的人手里进货。价格可以比棉贩子的收购价高一点，让你们多挣一些；但同时比我从物资站进的价格低一点，让我也省一些。两边都划算。”
姜有田把这话在心里嚼了嚼。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只是道理的问题。他们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棉贩子集散点只有十里路，这么多年了，棉农们习惯了收完棉花直接卖给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这样方便，不操心，虽然价格被压得低一些，但省了很多麻烦。现在一个外路人说要来收棉花，价格高一点是可以，但稳定吗？能长期收吗？会不会收了今年明年就不来了？
“你说的这个长期，是多长？”姜有田问。
“五年。”
姜有田愣住了。五年？棉贩子从来不会跟棉农签五年的合同，他们连五个月的合同都不会签。棉花市场一年一个行情，价格起起伏伏像坐过山车，谁敢承诺五年的收购价？
陆建设从怀里掏出自己手写的那份“棉花采购意向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本合同有效期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内收购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运费由收购方承担。”他写完把纸递给姜有田。
姜有田接过纸，眯着眼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能认个百来字——但大致意思能看懂。最让他意外的是那句“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陆建设给出的价格永远比棉贩子高。如果棉贩子压价压到三角，陆建设至少出三角一分；如果棉贩子涨到五角，陆建设也至少出五角一分。这个承诺对棉农来说是保底的定心丸。
“你这个合同——”姜有田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铅笔写的小数字，大约是陆建设算账时打的草稿，“是哪个单位出的？有公章吗？”
“没有单位。是我自己写的。”陆建设坦然承认，“公章我也带了，是我自己刻的。”
姜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自己刻的章，自己写的合同——这在正规的商业规则里几乎等同于儿戏。但姜有田不是一个只认公章的人。他跟各种贩子打了二十年交道，公章造假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些贩子拿着印得漂漂亮亮的合同来，公章红得晃眼，结果棉花拉走了款子拖着不给，你找上门去人家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萝卜刻的。反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坦坦荡荡地承认合同是自己写的、章是自己刻的，这份坦诚比任何一个红彤彤的假公章都让姜有田觉得靠谱。
“这件事我一个人定不了，”姜有田把合同折好还给陆建设，“你得跟村里主事的人谈。”
当天傍晚，姜有田领着陆建设去了村支书家。路上穿过村子的时候，姜有田走在前面，陆建设跟在后面，村里的狗冲着生人狂吠，几条半大的土狗追在他脚后跟后面叫，姜有田回头喝了一声，狗就散了。他推开了村支书家的院门，院门是用几块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的，推开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五十来岁，精瘦精瘦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冒出了白茬，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又深又直。他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面前的竹筐里已经剥了半筐，玉米芯子堆在一旁，准备晒干了冬天烧炕。他看见姜有田领着一个生面孔进来，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们坐。
姜有田把陆建设的来意说了——西边山里来的，办纺织作坊的，要长期收棉花，一个月三千斤起步。刘长河边听边剥玉米，手指头一掐一转，玉米粒哗啦啦地落在竹筐里。姜有田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恰好剥完一根玉米棒，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柴火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单，那张订单上没有公章，但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刘长河指着那个号码问陆建设：“这是谁？”
“春山贸易公司的赵经理。他在周边三个县帮我铺了十几家销售点。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他。”
刘长河没有打电话——村支书家的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打个长途得等半天。他把订单放下，又把那本账本复印件翻了翻。他不完全看得懂那些数字，但他看得懂一件事：陆建设的账目很仔细，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日期、有摘要、有金额，条目清清楚楚，不像是一个想捞一票就走的人能做出的事。
“小陆，”刘长河把账本合上，看着陆建设的眼睛，“你从西边山里跑到这儿来收棉花，来回路上要好几天，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算过没有，这样直接找棉农收，比你从物资站买，一匹布的成本能降多少？”
“大概两成。一匹布省四毛钱。”
“四毛钱值得你跑这么远？”
“一个月两百匹，一年两千多匹，省下来的钱够我再添两台机器。”陆建设说，“而且省下来的不只是钱。”
“还有呢？”
“还有不用看人脸色的自由。”
刘长河安静了片刻。他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跟各种各样的上级、下级、平级打过交道，深深知道“看人脸色”这四个字的分量。有时候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比被人砍一刀还难受，刀砍一下疼过就完了，脖子被人掐着，是持续不断的疼、持续不断的憋屈。这个年轻人宁愿跑几百里路去重新搭建一条供应链，也不愿意继续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这份血性让刘长河暗暗点了一下头。
但欣赏归欣赏，他要替全村的棉农考虑。陆建设承诺的价格确实比棉贩子高，但他是外路人，万一收了棉花走了，明年不来了，棉农怎么办？棉贩子虽然给的价格低一些，但年年都来，渠道是稳定的。棉农们种棉花不像种粮食——粮食卖不出去自己还能吃，棉花不能吃，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絮。稳定比价格更重要。
“你说的五年合同，”刘长河把合同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我可以帮你召开一个棉农代表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你的方案。大家表决，愿意跟你签的就签，不愿意的不勉强。”
“行。”陆建设说。
棉农代表会是第三天晚上开的。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一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白天老师写的算术题：123+456=？陆建设坐在讲台下面第一排的位置，面前是一张课桌，桌面上被人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笔画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刻的。教室里的条凳上坐了二十多个棉农代表，有的抽烟，有的嗑瓜子，有的交头接耳，嗡嗡嗡的说话声混在旱烟的烟雾里，把整间教室弄得像一口烧开的大锅。刘长河坐在讲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不急不缓地喝着茶。
等人都到齐了，刘长河站起来压了压手，示意安静。教室里渐渐静下来，他把陆建设的来意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把陆建设叫到讲台前，让他自己说。
陆建设走上讲台，看着下面二十多双审视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以前在深圳工地上修好那台德国搅拌机的时候围观的人更多。但那次他是凭技术说话，这次他要凭方案说话。技术是硬的，方案是软的，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更难让人信服。
他先从自己说起。他说他是陆守根的儿子，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了一架破纺车，他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块刻着“陆记”的木板。他说他十五岁去南方学本事，在工地上搬过砖、在车间里学过艺、摸黑翻窗偷师、雨夜跪在泥水里接过电。他说他现在有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一个月产两百匹布，但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物资站的采购员对他说的一句“我没这个权限”。
“乡亲们，”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很稳，“我为什么要跑几百里路来你们这儿收棉花？因为我被人卡着脖子卡怕了。我不想再把陆记的命脉交到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手里。你们也一样——你们被棉贩子压价压了多少年了？你们的棉花明明是好棉花，凭什么卖得比别的地方便宜？就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只能卖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教室里有人点头，有人抽烟的动作停顿了，有人把嗑了一半的瓜子壳搁在桌上，没有再磕下一颗。
陆建设把合同的条款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第一条：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棉贩子涨我也涨，棉贩子跌我不跌。第二条：合同有效期五年，五年之内我每年都来收，不来的话你们拿着合同去法院告我。第三条：运费我来出，你们只管把棉花交到村口的装车点。第四条：现款现结，棉花上车，钱就付清，不打白条。
每念一条，他就停下来问一句“这条大家觉得行不行”。下面有人会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棉花质量不合格怎么办”、“遇上大灾年你收不收”、“你要是破产了我们找谁去”——陆建设一个一个回答，不是打官腔，而是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按标准验货，达不到标准的按次品价收；大灾年棉花减产，按实际产量调整合同数量，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他真的破产了，合同自动终止，棉农自行卖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棉农印象很深——不打官腔、不画大饼、不避重就轻。有不懂的问题他直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但我回去查清楚之后写信告诉你们”，而不是胡编一个答案敷衍过去。这种坦诚在棉农们看来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有说服力。
会开了将近两个时辰，教室里烟雾缭绕，搪瓷缸里的茶续了三遍，最后刘长河站起来做了个总结，让大家投票表决。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的举手。二十多个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有的是立刻举的，有的是犹豫了一下才举的——犹豫的人不是不信任陆建设，而是在心里算了算自己家的棉花产量和未来五年的生计，算完了才举手。他们知道这一举手不只是签一个买卖合同，而是把自己未来五年的棉花收成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路年轻人。这个决定需要的勇气比陆建设想象的要多得多。
全票通过。陆建设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子举起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的汗，是如释重负的汗——他做到了。五百里路，两天两夜的汽车，三天走村串户的奔波，五毛钱一晚的隔板房，无数根自己卷的纸烟，终于换来了一份五年的棉花直采合同。
会议结束后，陆建设跟刘长河单独坐了一会儿。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刘长河把搪瓷缸里的茶根倒进墙角的一个搪瓷盆里，那盆里已经积了半盆发黄的茶水，是刚才续杯时倒掉的陈茶。他说：“小陆，我给你讲实话。大家伙同意跟你签合同，不光是因为你的价格好、条款公道。还因为你这个人让他们觉得踏实。你说话不绕弯子，答不上来的问题就说答不上来，不糊弄人。这年头，不糊弄人的人太少了。”
陆建设点了点头，没有谦虚推辞，而是认真地接住了这份评价：“刘支书，我不糊弄人，是因为我被人糊弄过。我知道被人糊弄是什么滋味。所以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做不到的事，我不答应。”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手势跟很多年前郑传福拍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不重，但很结实，像是一块砖头砌进了墙里。
接下来的七天，陆建设跟着刘长河跑了四个村子，走访了三十多户棉农，签下了四百亩棉田的供货意向。每到一个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地去看棉花——看棉株的长势、看棉桃的炸开程度、看棉絮的颜色和纤维长度。他要确定这片地的棉花能不能满足陆记纱线的品质要求。看好棉花再谈价格，谈好价格再讲运输方式、结算周期、质量标准和违约责任。四百亩棉田的产量大概够陆记用一整年，他再也不用看马采购的脸色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同时有另一块石头升了上来——家里那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排得满满的订单，不知道建梅一个人能不能撑住。
返程的路上，他在长途汽车上靠着车窗睡了过去。车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他的头一次次磕在玻璃窗上，咚咚咚地响，但他没有醒，整个人像一捆被放倒的麦子，沉甸甸地靠在角落里。旁边座位换了好几拨人，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他都不知道。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柳沟村，远远看见自家车间门口堆满了棉花包，雪白的棉花码得像一座小山。建梅站在车间门口跟他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机器太响了，他听不见。他拼命往前走，但腿像陷在泥里一样，怎么也走不快。然后他醒了。
醒来的时候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夕阳把整个平原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棉田、麦茬地、远处的村庄，全部笼罩在同一片柔和的光里。陆建设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掏出水壶灌了一口凉水，然后就着凉水啃了半张干硬的杂面饼。饼是四天前他娘烙的，已经硬得像鞋底了，但嚼在嘴里有一股焦香的面味儿，那味道让他想起家里的灶台、煤油灯和他娘在灯下剥玉米的样子。
他算了算，出来九天了。再有一天就能到家。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叠签了手印的合同，纸张的边缘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又摸了摸那块“陆记”木板，木板还在，硌在肋骨上，跟他刚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把木板攥紧，靠在座位上，重新闭上了眼。这次他没再睡着，只在心里默默地过了一件事：回去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开机生产，而是把那份跟姜有田、刘长河签的合同供在车间墙上的镜框里。那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他自己看的——提醒自己，有一条路，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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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块。这个数字让他心跳加速了一瞬，但那阵兴奋还没从胸口涌到嗓子眼，就被另一个数字压了回去。那个数字写在库存账最后一页的右下角，铅笔写的，字很小，但分量比前面所有数字加起来都重——棉纱库存剩余可用天数：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也就是说，三周之后，如果新的棉纱进不来，四台机器就得停。机器停了，订单交不上，违约金要赔；工人没活干，工资照发；赵春山那边的三个县市场刚刚铺开，断一次货就是信誉受损，以后再想恢复供应关系比登天还难。这些连锁反应在陆建设脑子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地倒下去，每一张都砸得他心口发闷。
问题出在县城物资站。那个物资站是陆建设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依赖的棉纱供应渠道，供应了陆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料。物资站的采购员姓马，四十多岁，尖脸，牙齿被烟熏得焦黄，说话的时候喜欢拿手指敲桌面，敲一下停一下，像是在给自己的话打拍子。他跟陆建设打交道一年多，面上客客气气的，但骨子里一直把陆建设当成一个运气好的乡下小子——你有订单是因为你运气好，不是因为你有本事；我卖给你棉纱是给你面子，不是欠你的。
陆建设不是没察觉这种态度。他试着跟马采购谈过长期锁价协议——就是双方签一份书面合同，约定一个固定价格，三个月或半年不变，不管市场怎么波动，双方都按这个价走。这种协议在外面的正规市场里是很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在红石镇物资站，马采购听了之后笑了一声，那笑声不高，但陆建设听得出来，笑里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
“建设啊，”马采购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他办公桌上的玻璃台面上，他也不擦，“咱们物资站是公家单位，有规定的调价机制。市场涨了我们也涨，市场跌了我们也跌。你要签锁价协议，我没这个权限。上面不批，我签了也是白签。”
“那马哥，您帮我去申请一下，我——”
“申请啥？为了你一个小客户，我跑去找站长签字？站长问起来我咋说？说柳沟村一个私人的小作坊想跟物资站签长期协议？人家还以为我收了你什么好处呢。”马采购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那是一个印着“红石煤矿”字样的搪瓷烟灰缸，边沿磕掉了好几块瓷，“行了，我这还有事。你先回去，货我照常给你供，价格随行就市，涨不到哪去。”
陆建设从物资站出来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不可靠。
不是因为他态度不好——态度不好可以忍，在深圳工地上的时候比他态度恶劣十倍的人陆建设都忍过来了。不可靠是因为他没有把陆记当回事。在马采购眼里，陆记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客户，丢了也不心疼。但陆建设很清楚，一旦棉纱市场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被断供的就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客户”。对物资站来说断掉陆记的供应只是少了一个每月几千斤的小单子，但对陆记来说，那就是断粮。
他不能把命脉交到一个不把陆记当回事的人手里。
必须找新的棉花来源。这是他蹲在车间门口算了半上午账之后得出的唯一结论。
他翻出师父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郑师傅在末尾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但后来被人用红笔圈了起来——那个红笔圈是陆建设自己画的，他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圈出来了。“原料即命脉。可自建供应链，亦可区域联合采购，切忌单一渠道绑定，此为小厂倾覆之根。”他把这句话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合上本子，下了个决心。
他要自己去产棉区。不是县物资站，是主产棉区——几百公里外的冀南平原。他听赵春山提过一次，那边的棉花产量大、品质好，每年秋天新棉上市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棉贩子都往那边跑。如果能绕过中间商直接跟棉农对接，成本能压低至少两成。
但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离开家至少半个月。半个月里，四台机器要照常转，十二户家庭作坊要照常领纱交货，赵春山那边的新订单要按时交付，流水要记、账要对、工人工资要发。这些事情平时全是他一个人在管，建梅能帮他管车间，李会计能帮他做账，但对外联络、谈判决策、突发情况处置，只有他一个人能做。
他跟他娘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是在灶台边上。女人坐在小板凳上剥玉米，手指已经不太灵便了——风湿从膝盖蔓延到了指关节，早晨起来手指头僵得像冻住的树枝，要活动好一会儿才能弯曲。她把玉米粒一颗一颗地从棒子上剥下来，剥得慢，但剥得很干净，每一颗都完整饱满。她面前的搪瓷盆里已经堆了小半盆金黄的玉米粒，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妈，我想去一趟冀南。”陆建设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物资站靠不住，棉纱库存只够二十三天，必须找新的货源。
女人听完，手上剥玉米的动作停了。她把玉米棒子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陆建设。煤油灯的光从侧面照着她的脸，把皱纹照得比平时更深了，颧骨上的两片阴影让她的脸看起来有些凹陷。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在想什么。陆建设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十七年前，他爹也是这样跟她说要出门，去镇上赶集换粮食，结果回来就病倒了，再也没起来。她也在想三年前，陆建设也是这样背着一个蛇皮袋说要南下深圳，一走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她天天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往土路尽头望，望到眼睛花了才回去。
“多远？”她问。
“汽车两天。”
“去多久？”
“快的话十天，慢的话半个月。”
女人低下头，继续剥玉米。她的手指捏住一颗玉米粒，用拇指的指甲从根部轻轻一掐，玉米粒就脱落下来，落在盆里发出一声细小的脆响。她又剥了几颗，然后开口了：“机器谁管？”
“建梅管。她踩了三年的机器，比我还熟。维修的事我教过她基本的，实在不行停一台，等我回来修。”
“外面的账谁收？”
“赵春山那边按时汇款，不用收。供销社王叔那边月底才结，我月底之前一定能赶回来。”
“工人的工钱呢？”
“我走之前先发半个月的。”
女人把一颗玉米粒放进盆里，又拿起玉米棒子转了半圈，继续剥。“路上的盘缠够不够？”
“够。我算过了，来回车票加吃住，十五块够了。我多带了五块，以防万一。”
女人没再问了。她把手里那根玉米棒剥完，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灶膛里，拍了拍手上的玉米须。然后她站起来，膝盖弯了一下才稳住，扶着灶台走进里屋。陆建设听见她开柜子的声音——那个柜子是他爹活着的时候打的，松木的，榫卯结构，用了二十多年了，柜门有点变形，每次开关都会发出吱呀一声。女人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票子，然后又包好放回去，走出来把钱塞进陆建设手里。
“这二十块你拿着。穷家富路，在外面别省着吃。吃不饱人就没力气，没力气就办不成事。”
“妈——”
“拿着。”
陆建设接过钱的时候，感觉到那几张票子上还有柜子里樟脑丸的气味，凉丝丝的。他低下头把钱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没再推辞。他太了解他娘了——她给他的东西，推是推不掉的，推了反而让她难过。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陆建设把建梅叫到车间里，一件一件地交代。
“这是四台机器每天的生产排班表，我写好了贴在墙上，你按这个来。一号机和二号机专门跑赵春山的订单，三号机跑王德胜的，四号机跑百货商店的。如果有人来找我要货，你先记下来，等我回来再回复，不要自己答应。”
建梅点头。
“这是仓库钥匙，总共三把。你拿一把，妈拿一把，剩下一把我带走。每天收工之后你亲自锁门，不准任何人晚上进仓库。不是不信任工人，是规矩——管仓库跟管钱一样，要有交接、有记录、有盘点。你每天盘一次，盘完在账本上签字。”
建梅又点头。
“还有这个，”陆建设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这是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如果有紧急情况——机器坏了、原料断了、订单出了变故——你去村支书家借电话打这个号码。赵春山是做贸易的，路子广，他应该能帮上忙。”
建梅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哥，”她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你说物资站靠不住，那万一你去冀南也找不到合适的棉花怎么办？”
陆建设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多想。不是因为他没有备用方案，而是因为他不能让“万一”这两个字占了上风。人一旦开始琢磨“万一”，就会畏手畏脚，畏手畏脚就会错过机会，错过机会就不用等“万一”了——直接就是“一万”。
“我去找，就一定能找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中国这么大，棉花不是只有他马采购一家有。”
建梅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转身走进车间，坐在机器前面，踩下了踏板。梭子飞了出去，咔嗒一声，把陆建设没说完的那些话——那些担心、那些不放心、那些临行前的忐忑——全部淹没在了机器的节奏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陆建设就出发了。他背上一个面口袋——里面有他娘烙的六张杂面饼、一罐头瓶腌萝卜、两双备用布鞋、一件换洗的粗布褂子——怀里揣着一百二十块钱和一叠空白的采购意向书。意向书是他自己写的，最上头一行是“棉花采购意向书”，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列着品名、数量、价格、交货期、签约人签名，格式虽然土，但该有的要素一应俱全。他在最下面签好了自己的名字，盖了陆记的章——那个章是他用一块硬木头自己刻的，上面只有“陆记”两个字，沾了红印泥盖上去，笔画粗粗细细的，像小孩子写的字。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槐树还是那棵槐树，树干上被他小时候用镰刀刻的一道疤还在，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块凸起的树瘤，摸上去硬硬的，像是树自己长出来的铠甲。他拍了拍树干，没有回头，大步走上了土路。
从柳沟村到镇上坐汽车，从镇上到县城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到冀南还要换两趟车。陆建设坐在长途汽车最后排靠窗的位置，车窗外面的景色从黄土塬的沟沟壑壑变成了平原上的一望无际。他在心里默默记着路线——先往东到省界，再往北折向冀中平原，全程大概五百多里，中间要在省城过夜。
长途汽车上挤满了人。有背着麻袋去城里卖山货的农民，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媳妇，有两个穿中山装夹着公文包的公家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一路上都在看一本封面磨烂了的书，书名是《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集》，陆建设瞄了一眼，觉得那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高深。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晕车药的味道，有人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人把车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跟后面的乘客吵了一架。
陆建设没有睡。他把蛇皮袋抱在怀里当枕头，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平坦，山越来越少，土地的颜色也从黄土变成了黑土。麦子已经收过了，田里剩下一茬茬麦秸，远远看去像是大地长了一层金黄色的胡茬。偶尔能看见一片棉田，棉株半人高，枝叶已经开始枯黄，棉桃炸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在秋天的阳光下白得晃眼。陆建设每看到一片棉田就把脸贴在玻璃上多看几眼，像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他在省城汽车站过了一夜。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摆着几排硬木长椅，椅面上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发亮。陆建设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把蛇皮袋垫在脑袋底下当枕头，外套盖在身上当被子，蜷着身子睡了半宿。半夜候车室里冷得厉害，穿堂风从大门的缝隙里灌进来，把他冻醒了两次。第二次冻醒的时候他干脆不睡了，坐到候车室外面的大台阶上，看着省城的夜空抽烟。省城的天空比柳沟村的亮——不是星星亮，是地面上的灯光把天空映成了一种浑浊的橘红色，像一层洗不掉的铁锈。他想，深圳的夜空也是这个颜色，甚至更亮。但深圳的亮让人兴奋，省城的亮让人觉得自己渺小。
第二天一早，他坐了最早一班往冀南去的汽车。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有棉区的模样了——成片成片的棉田连绵不断，一望无际，棉株在秋天的阳光下炸开一团团白色的棉絮，远看像大地上铺了一层薄雪。有些地块已经收完了棉花，棉秆被拔起来捆成捆堆在地头上，晒干之后当柴烧；有的地块棉农正在地里采摘，男男女女弯着腰在棉田里缓缓移动，背上背着一个大布袋，像一只只在田野里觅食的蜗牛。陆建设盯着那些采棉人看了很久，在心里默默计算——一个人一天大概能采多少斤籽棉？一棵棉株能炸几个桃？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是多少？这些数字他在师父的笔记里见过，但亲眼看到又是另一回事。
中午的时候，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下来。陆建设下了车，四处看了看。这个镇比红石镇大，街道两边全是两层或三层的砖楼，有几栋还贴了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反着光。街上跑着好几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的排气声此起彼伏。镇中心有一个集市，卖农具的、卖化肥的、卖日用百货的挤成一团，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但陆建设不是来逛集市的。他找了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下——五毛钱一晚，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的隔间。墙壁是用三合板隔的，薄得像纸，隔壁有人咳嗽他听得一清二楚，连痰在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的声音都听得见。床单是白的，但洗得发灰了，上面有几个洗不掉的黄渍。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还有上一个房客留下的烟头。陆建设把窗户打开通气，把蛇皮袋放在床底下，揣上钱和意向书，出了门。
他的计划是先摸清这个镇的棉花行情。他在集市上转了一圈，找到了几个卖棉花的摊位。棉花是用麻袋装的，一袋大概百来斤，麻袋口敞开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絮。买棉花的人把手伸进麻袋里抓一把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看颜色、看纤维长度、看有没有杂质。看好了就开始讨价还价，有的为了五厘钱争得面红耳赤。陆建设站在旁边看了半个时辰，把价格摸了个大概——籽棉收价在三角五到四角一斤之间，皮棉在八角到一块之间，比县城物资站的价格便宜了一角多。
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在集市上卖棉花的，大部分不是棉农自己，而是棉贩子。他们从棉农手里收了棉花，再运到集市上加价卖给买主，赚的是中间的差价。陆建设试着跟几个棉贩子搭话，问他们能不能大量供货、能不能签长期合同。棉贩子们对他的态度倒是不错——毕竟是个潜在的大客户——但一谈到具体条款就开始含糊其词。
“你每个月要多少？几百斤的话我可以帮你收，但价钱不能固定，随行就市。今年棉花收成好，价格还算稳，但谁知道明年什么行情呢？签长期合同我可不敢。”
陆建设明白了。这些棉贩子做的是短线生意，今年有今年的价，明年有明年的价，要他们承诺长期稳定供货几乎不可能。他们自己都是从棉农手里收的，棉农卖不卖、卖多少、什么价卖，他们说了不算。中间多一层贩子，就多一层不确定。
他要找的不是棉贩子。他要找的是棉农——直接种棉花的人。
第二天一早，陆建设不再在镇上转悠了。他背上面口袋，沿着土路往周边的村子走。六月底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得土路上的浮土烫脚，空气里全是干燥的尘土味。路两边全是棉田，有已经采摘过一轮的、正在等待第二轮采摘的，也有还在开花结桃的晚熟品种。他看见前面一片棉田里有几个人在弯腰劳作，便走上前去。
那是一块不大的棉田，大概三四亩的样子，棉株长得齐腰高，枝叶繁茂，棉桃炸得很足，白花花的棉絮在阳光下半透明地发着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正蹲在田埂上抽烟，旁边有两个妇女——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二十出头——弯着腰在棉株间缓缓移动，腰上各系着一个大布袋子，采下来的棉花往袋子里装。她们的动作很熟练，手指在棉桃和布袋之间来回翻飞，像是在弹一架只有她们自己能听见的琴。
“叔，打扰一下。”陆建设站在田埂上，朝老汉点了点头。
老汉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黧黑的脸，深深的抬头纹，嘴角叼着烟袋，眼睛不大但挺有神。他上下打量了陆建设一遍——外地口音，脸生，穿着不像本地人，但也不算洋气，看着是个干活的人。他心里大致有了判断，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往鞋底上磕了两下，说：“你是收棉的？”
“对。”
“哪儿的？”
“西边山里的，红石县那边。自己办了个小纺织作坊，想找稳定的棉花来源。”
老汉又看了他一眼。“小作坊？要多少棉花？”
“一个月三千斤皮棉起步。以后还会更多。”
三千斤不是小数目。老汉的表情变了变。他重新审视了一下面前这个年轻人——二十出头，黑瘦，嘴唇干得起皮，鞋上全是土，像是走了不少路。他说话不卑不亢，开口就要三千斤，不像那些信口开河的二道贩子。老汉把烟袋别回腰上，朝棉田里喊了一声：“歇一歇，都上来！”
两个女人直起腰，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慢慢走上田埂。老汉指了指陆建设，跟她们说：“这后生收棉的，一个月要三千斤。”年长的妇女看了陆建设一眼，眼神里有好奇也有警惕。年轻的姑娘没看陆建设，低着头拿水壶喝水，喝完又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姓姜，姜有田。”老汉说，“这片棉田就是我种的。你有什么话，说吧。”
陆建设没有急着谈价格。他在田埂上蹲下来，跟姜有田面对面，先问了一堆种棉花的细节——种的是什么品种、一亩地产多少斤籽棉、皮棉出率是多少、今年霜期什么时候来、收成受没受影响。这些问题是他从师父笔记里学的，也有的是来的路上在长途汽车上听邻座的人聊天记住的。姜有田一一作答，越答越来劲——这些东西平时没人问，棉贩子来了就问“什么价”，根本不关心棉花怎么种的、长得好不好。
“你这棉花品种不错，”陆建设伸手从旁边一棵棉株上摘了一朵棉絮，放在手心里，三指一捻，“纤维长，弹性好，杂质少。二十一支经线用的纱，这个棉应该没问题。”
姜有田的眉毛挑了一下。他种了二十年棉花，跟无数棉贩子打过交道，但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什么“二十一支经线”。他的棉花最后拿去纺了多少支的纱，他从来不知道，也不关心。眼前这个年轻后生说的是纺织术语，他在用下游生产者的眼光评价上游原料的品质。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用棉人，不是倒手的贩子。
“你懂纺织？”姜有田问。
“我在南边学过几年。现在自己开作坊，四台织布机，一个月出两百匹布。”
姜有田点了点头，眼神里的那层戒备松动了一点。他不怕买主挑剔，就怕买主不懂。挑剔说明买主知道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跟这样的人做生意，价格谈得拢，品质有保障。不懂的买主才麻烦——不是嫌贵就是嫌孬，又给不了具体标准，最后生意做不成还落一肚子气。
“小陆兄弟，你从哪儿来？”姜有田换了个称呼，语气比刚才亲近了几分。
“红石县，柳沟村。坐了两天车。”
“两天车来我们这收棉？”姜有田有些惊讶，“你们那边没有棉花？”
“有。但中间商太多，价格贵，还不稳定。”陆建设直视着姜有田的眼睛，坦坦荡荡地说，“所以我想绕开中间商，直接从种棉花的人手里进货。价格可以比棉贩子的收购价高一点，让你们多挣一些；但同时比我从物资站进的价格低一点，让我也省一些。两边都划算。”
姜有田把这话在心里嚼了嚼。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不只是道理的问题。他们这个村子离最近的棉贩子集散点只有十里路，这么多年了，棉农们习惯了收完棉花直接卖给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银货两讫。这样方便，不操心，虽然价格被压得低一些，但省了很多麻烦。现在一个外路人说要来收棉花，价格高一点是可以，但稳定吗？能长期收吗？会不会收了今年明年就不来了？
“你说的这个长期，是多长？”姜有田问。
“五年。”
姜有田愣住了。五年？棉贩子从来不会跟棉农签五年的合同，他们连五个月的合同都不会签。棉花市场一年一个行情，价格起起伏伏像坐过山车，谁敢承诺五年的收购价？
陆建设从怀里掏出自己手写的那份“棉花采购意向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上面补了一行字：“本合同有效期五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内收购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运费由收购方承担。”他写完把纸递给姜有田。
姜有田接过纸，眯着眼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上过两年小学，能认个百来字——但大致意思能看懂。最让他意外的是那句“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陆建设给出的价格永远比棉贩子高。如果棉贩子压价压到三角，陆建设至少出三角一分；如果棉贩子涨到五角，陆建设也至少出五角一分。这个承诺对棉农来说是保底的定心丸。
“你这个合同——”姜有田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铅笔写的小数字，大约是陆建设算账时打的草稿，“是哪个单位出的？有公章吗？”
“没有单位。是我自己写的。”陆建设坦然承认，“公章我也带了，是我自己刻的。”
姜有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自己刻的章，自己写的合同——这在正规的商业规则里几乎等同于儿戏。但姜有田不是一个只认公章的人。他跟各种贩子打了二十年交道，公章造假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些贩子拿着印得漂漂亮亮的合同来，公章红得晃眼，结果棉花拉走了款子拖着不给，你找上门去人家说合同是假的，公章是萝卜刻的。反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坦坦荡荡地承认合同是自己写的、章是自己刻的，这份坦诚比任何一个红彤彤的假公章都让姜有田觉得靠谱。
“这件事我一个人定不了，”姜有田把合同折好还给陆建设，“你得跟村里主事的人谈。”
当天傍晚，姜有田领着陆建设去了村支书家。路上穿过村子的时候，姜有田走在前面，陆建设跟在后面，村里的狗冲着生人狂吠，几条半大的土狗追在他脚后跟后面叫，姜有田回头喝了一声，狗就散了。他推开了村支书家的院门，院门是用几块旧木板钉的，歪歪扭扭的，推开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五十来岁，精瘦精瘦的，头发剃得很短，鬓角冒出了白茬，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又深又直。他坐在院子里剥玉米，面前的竹筐里已经剥了半筐，玉米芯子堆在一旁，准备晒干了冬天烧炕。他看见姜有田领着一个生面孔进来，手上的动作没停，只是抬了抬下巴示意他们坐。
姜有田把陆建设的来意说了——西边山里来的，办纺织作坊的，要长期收棉花，一个月三千斤起步。刘长河边听边剥玉米，手指头一掐一转，玉米粒哗啦啦地落在竹筐里。姜有田说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恰好剥完一根玉米棒，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柴火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他打量着陆建设，那双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锐利，像是在拿尺子量你的骨头有几两几钱。
“小伙子，”刘长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楚，“你一个人从几百里外跑过来，说要在我们村收五年棉花，你的本钱在哪里？你的厂子有多大？你的销路在哪里？”
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硬。陆建设没有急着回答。他把蛇皮袋打开，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掏东西。第一件是镇上供销社王德胜签的最近一批采购合同，盖了红章，上面列着陆记的供货品种、数量、单价；第二件是赵春山写来的最新一批订单，一百匹，白纸黑字；第三件是他自己记的一本账本的复印件——那是他从李会计的账本里摘出来的，上面记录着陆记最近三个月的收支流水：月产量二百匹，月流水四百块，净利润稳定在百分之十八到二十之间。
他把这三件东西摊在刘长河面前。
“刘支书，我的厂子不大，四台半自动织布机，十二户家庭作坊，一个月产两百匹白坯布。我的销路分三块——供销社、县百货商店、贸易公司，三家稳定合作，订单排到了明年春天。我的本钱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一分是借公家的。我这次来，带了采购款一百二十块，够先付一个月的棉花钱。”
刘长河拿起那份供销社的合同看了又看。他当过多年支书，见过的文件比村里任何人都多，真章假章他一眼就能分辨。供销社的红章是真的，格式也是标准的——他每个月去供销社交公粮的底单上盖的就是这个章。他又拿起赵春山的订单，那张订单上没有公章，但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刘长河指着那个号码问陆建设：“这是谁？”
“春山贸易公司的赵经理。他在周边三个县帮我铺了十几家销售点。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他。”
刘长河没有打电话——村支书家的电话是手摇的，要通过公社总机转接，打个长途得等半天。他把订单放下，又把那本账本复印件翻了翻。他不完全看得懂那些数字，但他看得懂一件事：陆建设的账目很仔细，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有日期、有摘要、有金额，条目清清楚楚，不像是一个想捞一票就走的人能做出的事。
“小陆，”刘长河把账本合上，看着陆建设的眼睛，“你从西边山里跑到这儿来收棉花，来回路上要好几天，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算过没有，这样直接找棉农收，比你从物资站买，一匹布的成本能降多少？”
“大概两成。一匹布省四毛钱。”
“四毛钱值得你跑这么远？”
“一个月两百匹，一年两千多匹，省下来的钱够我再添两台机器。”陆建设说，“而且省下来的不只是钱。”
“还有呢？”
“还有不用看人脸色的自由。”
刘长河安静了片刻。他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跟各种各样的上级、下级、平级打过交道，深深知道“看人脸色”这四个字的分量。有时候被人卡着脖子的感觉比被人砍一刀还难受，刀砍一下疼过就完了，脖子被人掐着，是持续不断的疼、持续不断的憋屈。这个年轻人宁愿跑几百里路去重新搭建一条供应链，也不愿意继续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这份血性让刘长河暗暗点了一下头。
但欣赏归欣赏，他要替全村的棉农考虑。陆建设承诺的价格确实比棉贩子高，但他是外路人，万一收了棉花走了，明年不来了，棉农怎么办？棉贩子虽然给的价格低一些，但年年都来，渠道是稳定的。棉农们种棉花不像种粮食——粮食卖不出去自己还能吃，棉花不能吃，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絮。稳定比价格更重要。
“你说的五年合同，”刘长河把合同拿起来重新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按了手印。我可以帮你召开一个棉农代表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说你的方案。大家表决，愿意跟你签的就签，不愿意的不勉强。”
“行。”陆建设说。
棉农代表会是第三天晚上开的。地点在村里的小学教室——一间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后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上还留着白天老师写的算术题：123+456=？陆建设坐在讲台下面第一排的位置，面前是一张课桌，桌面上被人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笔画歪歪扭扭的，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刻的。教室里的条凳上坐了二十多个棉农代表，有的抽烟，有的嗑瓜子，有的交头接耳，嗡嗡嗡的说话声混在旱烟的烟雾里，把整间教室弄得像一口烧开的大锅。刘长河坐在讲台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不急不缓地喝着茶。
等人都到齐了，刘长河站起来压了压手，示意安静。教室里渐渐静下来，他把陆建设的来意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把陆建设叫到讲台前，让他自己说。
陆建设走上讲台，看着下面二十多双审视的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以前在深圳工地上修好那台德国搅拌机的时候围观的人更多。但那次他是凭技术说话，这次他要凭方案说话。技术是硬的，方案是软的，软的东西比硬的东西更难让人信服。
他先从自己说起。他说他是陆守根的儿子，他爹用三袋红薯干换了一架破纺车，他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块刻着“陆记”的木板。他说他十五岁去南方学本事，在工地上搬过砖、在车间里学过艺、摸黑翻窗偷师、雨夜跪在泥水里接过电。他说他现在有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一个月产两百匹布，但所有这一切的源头是一个物资站的采购员对他说的一句“我没这个权限”。
“乡亲们，”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很稳，“我为什么要跑几百里路来你们这儿收棉花？因为我被人卡着脖子卡怕了。我不想再把陆记的命脉交到一个看不起我的人手里。你们也一样——你们被棉贩子压价压了多少年了？你们的棉花明明是好棉花，凭什么卖得比别的地方便宜？就因为他们知道你们只能卖给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教室里有人点头，有人抽烟的动作停顿了，有人把嗑了一半的瓜子壳搁在桌上，没有再磕下一颗。
陆建设把合同的条款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第一条：价格不低于当地棉贩子收购价，棉贩子涨我也涨，棉贩子跌我不跌。第二条：合同有效期五年，五年之内我每年都来收，不来的话你们拿着合同去法院告我。第三条：运费我来出，你们只管把棉花交到村口的装车点。第四条：现款现结，棉花上车，钱就付清，不打白条。
每念一条，他就停下来问一句“这条大家觉得行不行”。下面有人会提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棉花质量不合格怎么办”、“遇上大灾年你收不收”、“你要是破产了我们找谁去”——陆建设一个一个回答，不是打官腔，而是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质量问题按标准验货，达不到标准的按次品价收；大灾年棉花减产，按实际产量调整合同数量，不追究违约责任；如果他真的破产了，合同自动终止，棉农自行卖给其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回答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棉农印象很深——不打官腔、不画大饼、不避重就轻。有不懂的问题他直接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上来，但我回去查清楚之后写信告诉你们”，而不是胡编一个答案敷衍过去。这种坦诚在棉农们看来比任何花言巧语都有说服力。
会开了将近两个时辰，教室里烟雾缭绕，搪瓷缸里的茶续了三遍，最后刘长河站起来做了个总结，让大家投票表决。表决的方式很简单，同意的举手。二十多个代表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有的是立刻举的，有的是犹豫了一下才举的——犹豫的人不是不信任陆建设，而是在心里算了算自己家的棉花产量和未来五年的生计，算完了才举手。他们知道这一举手不只是签一个买卖合同，而是把自己未来五年的棉花收成都托付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外路年轻人。这个决定需要的勇气比陆建设想象的要多得多。
全票通过。陆建设站在讲台前，看着满屋子举起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不是紧张的汗，是如释重负的汗——他做到了。五百里路，两天两夜的汽车，三天走村串户的奔波，五毛钱一晚的隔板房，无数根自己卷的纸烟，终于换来了一份五年的棉花直采合同。
会议结束后，陆建设跟刘长河单独坐了一会儿。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刘长河把搪瓷缸里的茶根倒进墙角的一个搪瓷盆里，那盆里已经积了半盆发黄的茶水，是刚才续杯时倒掉的陈茶。他说：“小陆，我给你讲实话。大家伙同意跟你签合同，不光是因为你的价格好、条款公道。还因为你这个人让他们觉得踏实。你说话不绕弯子，答不上来的问题就说答不上来，不糊弄人。这年头，不糊弄人的人太少了。”
陆建设点了点头，没有谦虚推辞，而是认真地接住了这份评价：“刘支书，我不糊弄人，是因为我被人糊弄过。我知道被人糊弄是什么滋味。所以我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做不到的事，我不答应。”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手势跟很多年前郑传福拍他的时候一模一样——不重，但很结实，像是一块砖头砌进了墙里。
接下来的七天，陆建设跟着刘长河跑了四个村子，走访了三十多户棉农，签下了四百亩棉田的供货意向。每到一个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地去看棉花——看棉株的长势、看棉桃的炸开程度、看棉絮的颜色和纤维长度。他要确定这片地的棉花能不能满足陆记纱线的品质要求。看好棉花再谈价格，谈好价格再讲运输方式、结算周期、质量标准和违约责任。四百亩棉田的产量大概够陆记用一整年，他再也不用看马采购的脸色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但同时有另一块石头升了上来——家里那四台机器、十二户合作家庭、排得满满的订单，不知道建梅一个人能不能撑住。
返程的路上，他在长途汽车上靠着车窗睡了过去。车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他的头一次次磕在玻璃窗上，咚咚咚地响，但他没有醒，整个人像一捆被放倒的麦子，沉甸甸地靠在角落里。旁边座位换了好几拨人，有人下车有人上车，他都不知道。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柳沟村，远远看见自家车间门口堆满了棉花包，雪白的棉花码得像一座小山。建梅站在车间门口跟他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机器太响了，他听不见。他拼命往前走，但腿像陷在泥里一样，怎么也走不快。然后他醒了。
醒来的时候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夕阳把整个平原染成了一片金红色。棉田、麦茬地、远处的村庄，全部笼罩在同一片柔和的光里。陆建设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掏出水壶灌了一口凉水，然后就着凉水啃了半张干硬的杂面饼。饼是四天前他娘烙的，已经硬得像鞋底了，但嚼在嘴里有一股焦香的面味儿，那味道让他想起家里的灶台、煤油灯和他娘在灯下剥玉米的样子。
他算了算，出来九天了。再有一天就能到家。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叠签了手印的合同，纸张的边缘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热。又摸了摸那块“陆记”木板，木板还在，硌在肋骨上，跟他刚离家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把木板攥紧，靠在座位上，重新闭上了眼。这次他没再睡着，只在心里默默地过了一件事：回去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开机生产，而是把那份跟姜有田、刘长河签的合同供在车间墙上的镜框里。那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他自己看的——提醒自己，有一条路，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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